在浸会，遇见融汇东西方的自己

在浸会，遇见融汇东西方的自己

那是一个周二下午的seminar，我们专业的必修课。教室不大，坐了二十来个人，一半本地生，一半像我这样的内地生，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交换生。教授是个风趣的美国老头，他抛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们：“So, what do you think?”

教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我能感觉到，我们几个内地生都在脑子里飞速组织着语言，想要说出一番逻辑严密、有理有据的话，最好还能引用点理论，才觉得对得起这次发言。而那几个国际生呢？一个来自德国的男生几乎是立刻就举手了，他甚至没想好完整的句子，就用“I feel like…”开头，热情洋溢地分享了他的直观感受。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清晰地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差异。我们习惯了深思熟虑、追求“正确答案”，而他们更习惯于自由表达、鼓励“不同声音”。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一种思维惯性的碰撞。当时的我，手里捏着写满笔记的笔，心里有点慌，既羡慕他的洒脱，又坚信自己的严谨。我问自己：我到底该成为哪一种人？

这个问题，在我来到香港浸会大学（HKBU）的头几个月里，一直盘旋在我的脑海。但现在，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时，我才发现，浸会给我的答案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合二为一”。这里就像一个奇妙的文化熔炉，它不强迫你改变，而是把东西方最好的部分都呈现在你面前，让你自己去探索、去吸收，最终调和出一个独一无二、让自己舒服的配方。

课堂：一半是东方的严谨，一半是西方的火花

我们先从最熟悉的课堂说起吧。来浸会之前，我以为香港的大学会是完全西化的教育模式，每天都是各种presentation和group project，老师只管启发，学习全靠自己。来了之后发现，不完全是这样。

浸会的课堂，保留了东方教育里我特别欣赏的一点——扎实的知识体系构建。教授们在授课时，依然会系统性地讲解理论框架和学科历史。比如我修读的传媒课程，老师会花大量时间带我们梳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脉络，确保我们不是空中楼阁。这种对知识的敬畏和严谨，让我这个习惯了内地教育体系的人感到特别安心，感觉学到的东西是“实”的。

但同时，课堂的另一半又是纯粹西方式的。几乎每节课都有大量的讨论和互动环节。教授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是一个引导者。他会鼓励你质疑权威，挑战课本。我记得有一次，在分析一个广告案例时，我提出了一个和教授完全相反的观点。在内地的课堂上，我可能不敢这么做。但在浸会，我的教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眼睛一亮，花了十分钟让全班同学就我的观点进行辩论。那次之后，我开始明白，这里的课堂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你的答案”。

这种融合在师资构成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根据浸大最新的官方数据，学校超过80%的教员拥有在海外顶尖学府深造或工作的经历。这意味着你的教授很可能本科在北大清华，博士在哈佛牛津。他们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他们既能理解我们东方学生内敛、谦逊的学习习惯，又能引导我们跳出思维定式，用批判性的眼光看世界。比如我的论文导师，他会像国内老师一样，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论文的语法和结构，确保文章的严谨性；但他也会像国外导师一样，不断地challenge我的核心论点，逼着我去思考得更深、更广。

这种独特的学术氛围，让我在学习中慢慢找到了平衡。我学会了在发言前先快速打个腹稿，既能保证观点的深度，又能抓住表达的机会；我学会在做小组项目时，既能欣赏欧美同学天马行空般的创意，也能贡献我们东方学生擅长的细致规划和执行力。数据显示，浸大有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这种多元化的学生构成，让每个小组项目都成了一次小型的“跨文化交流实验”。我不再纠结于自己应该“更东方”还是“更西方”，而是自然而然地吸收着两边的优点，变成一个既能深度思考，又敢于表达的“混合体”。

校园生活：在社团与舍堂里，学习如何与世界相处

如果说课堂是思想的熔炉，那校园生活就是实践的舞台。浸会的校园不算大，但五脏俱全，尤其是它的社团文化和舍堂（Hall Life）文化，是体验文化融合最好的地方。

浸会有超过100个学生社团，从严肃的学术学会到有趣的兴趣小组，应有尽有。我当时抱着“锻炼一下口才”的想法，加入了一个英语辩论社。本以为社团活动就是大家一起练练辩论技巧，没想到第一次参加活动就给了我一次小小的“文化冲击”。

那次我们的辩题是关于个人隐私和公共安全的。一位来自美国的交换生，在陈述观点时非常直接，甚至有些咄咄逼人，他会用“Your argument is fundamentally flawed”这样的句子来反驳对手。而几位本地同学的风格则完全不同，他们会用更委婉的方式，比如“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ave you considered…”来表达不同意见，非常注重给对方留面子。我夹在中间，一时不知道该用哪种方式。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观察和模仿，慢慢地，我学会了如何清晰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学习西方），同时又照顾到团队的和谐与对方的感受（保留东方）。这比任何一本跨文化交际的教科书都来得生动。

而比社团更深刻的，是浸会的舍堂生活（Hall Life）。这绝对是浸会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浸大的学生宿舍不仅仅是个睡觉的地方，它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每个舍堂都有自己的“堂队”，会组织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糖水会”、层与层之间的竞技比赛（Inter-floor competition）、还有最重要的年度盛事——舍堂综合锦标赛（Joint-Hall Competition）。

我的室友一个是香港本地人，一个是韩国留学生。我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天差地别。一开始，我们之间有很多“美丽的误会”。比如，我习惯早睡早起，而我的本地室友是标准的“夜猫子”；韩国室友对食物的分享非常大方，甚至会主动帮你盛饭，这让我这个习惯了“分餐制”的人一开始有点不适应。但正是这些日常的琐碎小事，才逼着我们去沟通、去理解、去妥协。

我从本地室友那里学会了享受香港的夜生活和独特的“糖水文化”，也理解了他们那种灵活变通、讲求效率的处事方式。从韩国室友那里，我感受到了他们文化中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前辈后辈之间的尊重。同时，我也在不经意间，把我们内地学生那种坚韧和“搞学习”的拼劲带给了他们。我们宿舍的墙上，贴着三张不同风格的海报，用三种语言写着加油的话。我们会在期末季互相监督，也会在某个周末晚上，一起窝在房间里看一部谁也没看过的电影。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迎合谁，但我们都在慢慢地向对方靠近，变成一个更有包容性的自己。

香港：这座城市，是浸会最大的课堂

聊浸会，不可能不聊香港。浸会大学坐落在九龙塘，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从这里出发，你可以轻易地抵达香港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本最生动的、关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教科书。

你可以花一个下午，先去深水埗，穿梭在拥挤的街道和老旧的唐楼之间，听着街边小贩的叫卖声，吃一碗热气腾腾的碗仔翅，感受最地道、最草根的香港市井气息。然后，你坐上地铁，不到半小时，就能置身于中环的摩天大楼森林。在这里，身边是西装革履、说着流利英语的各国金融精英，耳边是叮叮车的清脆铃声，眼前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古典建筑和最新潮的艺术画廊。这种强烈的时空割裂感和文化对冲感，每天都在香港上演。

在香港生活，你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双语”甚至“三语”使用者。在学校里，你用英语和普通话；走出校门，你努力地学着听、学着说几句粤语，只为了在茶餐厅点单时能更地道一些。语言的切换，背后其实是思维模式的切换。用英语思考时，你会变得更直接、更注重逻辑；用中文思考时，你会更倾向于含蓄、更注重人情。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可以无缝切换这两种模式，并根据不同的场景和对象，选择最合适的沟通方式。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据，香港有超过60万的非华裔人口，这还不包括大量的流动人口和游客。作为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刻在骨子里的。在这里，你会发现“国际化”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吃的拉面可能是日本人做的，给你上课的教授可能是德国人，你实习公司的老板可能是法国人。你会习惯于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学会尊重不同的习俗和信仰。

这种环境潜移默化地拓宽了我的边界。我不再认为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我开始欣赏茶餐厅的喧闹，也享受高级餐厅的安静；我能理解本地同事“放工就消失”的界限感，也能和内地朋友“有事随时微信”的亲密无间。我发现，我的世界变大了，我的心也变宽了。

写在最后：别怕“不伦不类”，那是你独一无二的勋章

说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在浸会，你可能会经历一段短暂的迷茫期，感觉自己既不像地道的内地生，也融入不了本地或国际生的圈子，有点“两头不靠岸”。

我想对你说，千万别怕这种感觉。这恰恰是你开始融合、开始成长的证明。

我的建议是，把自己当成一块海绵，而不是一块石头。别带着预设的立场去评判哪种文化更好，而是张开你所有的感官去吸收、去体验。去参加一个你完全不了解的社团，去和来自你从未听说过的国家的同学交朋友，去吃一道你叫不上名字的本地小吃，去上一门和你专业八竿子打不着的选修课。

不要急着给自己贴标签，也别怕别人给你贴标签。当你学会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方理论，又能用开放的心态接纳个人表达；当你既能和朋友在兰桂坊玩到半夜，也能在图书馆为一场考试通宵达旦；当你既能理解“集体荣誉”的重要性，也懂得捍卫“个人边界”的权利时，你会发现，你不是在变成别人，你只是在找回那个本来就很多元的自己。

在浸会的这段旅程，最大的收获不是学位证，也不是简历上漂亮的实习经历，而是一个更完整、更自洽、更懂得如何与这个复杂又有趣的世界相处的自己。这个自己，带着东方的底蕴，也闪烁着西方的光芒。而这，可能就是留学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