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学医，我最大的收获竟不在手术台

“铃木桑，真的……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第一次见到那位老奶奶，是在东大医院神经外科的走廊里。她头发花白，穿着素净的和服，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褪了色的布包，一遍又一遍地问着同样的问题。她的丈夫，一位和蔼的老先生，刚刚被诊断出患有恶性的脑胶质瘤。

接待她的是科室里大名鼎鼎的渡边教授，一个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脑外科专家。我当时只是个小小的见习生，跟在后面，心里想的都是教授等会儿会用多么精妙的术语，展示多么前沿的治疗方案。那可是渡边教授啊，我脑海里已经上演了一出《白色巨塔》里的高光时刻。

结果，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教授没有带她去看复杂的MRI影像，也没有谈论成功率低于5%的顶尖实验性疗法。他只是搬了张椅子，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和老奶奶面对面坐下，把语速放得极慢，慢到我这个日语N1都觉得有些着急的程度。

他从最基础的“什么是脑胶质瘤”开始讲起，用笔在便签本上画了一个又一个极其简单的示意图，就像在教一个小学生。老奶奶问的问题很琐碎：“手术后他还能记得我吗？”“放疗会让他掉光头发吗？他很爱美的。”“他晚上睡觉会难受吗？我该怎么帮他翻身？”

每一个问题，渡边教授都答得极其认真。整整四十分钟，没有一丝不耐烦。最后，他轻轻拍着老奶奶的手背说：“铃木桑，我们一起努力，让先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过得舒服一点，好吗？”

那一刻，我站在旁边，感觉自己像被一道光击中了。我漂洋过海，挤破头颅，不就是为了学习他手里那把能创造奇迹的手术刀吗？可眼前这一幕却在告诉我，医术的温度，有时比它的精度更重要。这堂不在手术台上的课，成了我日本学医生涯的真正开端。

“知情同意”不是一张纸，而是心与心的沟通

来日本之前，我对“知情同意”（インフォームド・コンセント）的理解，基本就停留在美剧里医生拿着文件夹，“刷刷刷”让家属签字的画面。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法律流程，一个保护医院的程序。

到了这里才发现，我错得离谱。日本的“知情同意”根本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漫长、细致，甚至有点“啰嗦”的过程。

我跟过一个胃癌三期的病人，五十多岁的男性，叫山本先生。他的主治医生为了跟他和家人解释病情和手术方案，前前后后开了三次家庭会议。不是那种十几分钟的简报，而是每次都超过一个小时的深度沟通。

第一次，医生只做一件事：解释病情。用打印出来的3D模型图，告诉他肿瘤长在哪里，有多大，为什么会影响消化。整个过程几乎不用专业术语，全是“水管堵住了”“需要把坏掉的这部分拿掉”这样的大白话。

第二次，专门讨论治疗方案。医生会把所有可能性都列出来：A方案，全胃切除，优点是根治性强，缺点是术后生活质量下降；B方案，部分切除加化疗，优点是保留部分胃功能，缺点是复发风险稍高……他会把每种方案的成功率、副作用、费用、恢复时间，清清楚楚地写在白板上。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2年的一项患者体验调查，超过85%的患者认为医生在治疗方案的说明上“非常充分”或“比较充分”，这个数字背后，就是无数次这样不厌其烦的沟通。

第三次，是解答所有疑问。山本先生的妻子问：“手术后他还能喝啤酒吗？他这辈子就好这一口。”他二十岁的儿子问：“我需要做什么来支持他？我能为他捐献什么吗？”医生会像朋友一样，一一解答。甚至会拿出营养师的食谱建议，告诉他妻子，术后流食阶段可以怎样做得更美味一些。

我当时很困惑，问带我的前辈：“有必要这么细致吗？感觉效率有点低。”

前辈看了我一眼，说：“我们治的是山本桑，不是他的胃。如果他不理解、不信任我们，手术就算再成功，他也过不好以后的生活。让他知道每一步我们是怎么想的，他才有信心和我们一起战斗。这不是效率问题，这是尊重问题。”

日本的医疗体系非常强调这种尊重。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相关的法律法规就已完善，将“说明与同意”提升到了医患关系的核心。这不仅仅是法律要求，已经内化成一种文化。我看到过无数次，医生们为了让患者理解，自己手绘解剖图、制作小道具。他们坚信，患者不是被动接受治疗的客体，而是医疗决策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这种对人本身的极致尊重，是我学到的第一课。

“万无一失”的背后，是近乎偏执的严谨

日本医疗的另一个震撼，来自于他们的病例讨论会，也就是“カンファレンス”。那气氛，简直比考试还紧张。

每周三下午，我们心外科都会雷打不动地开术前病例讨论会。所有医生，从刚入职的研修医到科室主任，一个不落，全部到场。

我记得有一次，讨论一个复杂的主动脉瓣置换手术。主刀医生是科室的二把手，经验非常丰富。他把手术方案的PPT讲得滴水不漏，各种预案都考虑到了。我心想，这肯定就是走个流程，大家鼓鼓掌就通过了。

结果，提问环节一开始，画风突变。

一个年轻医生举手：“关于体外循环的路径选择，我们有没有考虑过B方案？虽然操作更复杂，但根据最新的《循环器病研究》期刊论文，对于这类高龄患者，B方案或许能减少脑部微小栓塞的风险。”

话音刚落，麻醉科的主任马上跟进：“如果采用B方案，那我们的麻醉深度和血压控制就需要重新评估，现有的预案可能需要调整。”

然后是影像科的医生、体外循环技师、甚至手术室的护士长，都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提出了疑问和补充。整个过程，没有人顾及主刀医生的面子，讨论的焦点只有一个：对这个病人来说，怎样才是风险最低、获益最大的选择？

那场讨论会开了一个半小时，最终的手术方案被修改了三处细节。主刀医生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非常认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每一个建议，最后还向大家鞠躬：“谢谢各位的意见，让方案更完善了。”

这种场景，在日本医院是常态。它背后是一种深刻的“安全文化”。日本的医疗差错率在全世界都处于极低水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日本的国民平均寿命常年位居世界第一（2023年最新数据为84.3岁），这背后除了先进的医疗技术，这种极致严谨的团队协作文化功不可没。日本医疗机能评价机构（JCQHC）的一项研究表明，实施了常态化多学科病例讨论（MDT）的医院，其重大医疗事故发生率比未实施的医院低了近20%。

他们相信，任何一个医生，无论多资深，都存在知识盲点和思维惯性。只有通过团队的力量，把每一个环节都放在放大镜下审视，才能无限逼近“万无一失”。在这里，权威属于最佳方案，而不属于某个人。这种对生命的敬畏，已经刻进了他们的工作流程里。

技术之外，还有一种叫“Omotenashi”的治愈力

如果说严谨是日本医疗的骨架，那它的血肉里，流淌着一种叫“おもてなし”（Omotenashi）的东西。这个词很难精准翻译，大致意思是“真心款待、无微不至的服务精神”。你可能在高级日料店或温泉旅馆听过，但没想到，它在医院里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轮转到安宁疗护科（Palliative Care）时，这种感受最为强烈。安宁疗护的目标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尽可能提高生命末期患者的生活质量。

病房里有一位七十多岁的晚期肺癌患者，佐藤爷爷。他已经无法进食，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护士长问他：“佐藤桑，最近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佐藤爷爷想了很久，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想……再闻一闻……新煮的米饭的香味。”

这在日本是一个很触动人心的意象，米饭的香气代表着“家”和“生活”。但对于一个无法进食的病人，这似乎是个无法实现的心愿。

第二天，护士们竟然推来了一个小电饭煲，就在病房的窗边，用最好的新泻越光米，为他一个人煮了一小锅饭。当电饭煲“嘀”的一声完成工作，掀开锅盖的那一瞬间，浓郁的饭香充满了整个房间。佐藤爷爷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安详的笑容。他一粒米都不能吃，但那个笑容，比任何药物都更有力量。

我当时眼眶就湿了。这根本不在治疗方案里，也不计入任何KPI，它只是源于一份最纯粹的、想要为他人做点什么的善意。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超过29%的人口在65岁以上。因此，他们的医疗体系很早就开始关注老年医学和临终关怀。根据日本缓和医疗学会2022年的报告，全国设有缓和医疗病房的医院数量在过去十年间增长了近40%。他们投入大量资源，去研究如何让患者更有尊严、更少痛苦地走完最后一程。这包括芳香疗法、音乐疗法、宠物探视，甚至帮助患者完成最后的心愿。

在这里，我学到的是，医生的职责不只是延长生命的时间，更是要守护生命的质量和尊严。技术能修复身体的损伤，但那份超越职责的温暖，才能真正触及一个人的灵魂。

最厉害的医生，永远像个学生

赴日之前，我以为顶尖的医生都是自信甚至有些孤傲的。但我的导师，一位在食道癌领域颇有建树的教授，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

他五十多岁，发表的SCI论文垒起来比我还高，但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摆着最多的是最基础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我曾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他说：“每次做复杂的手术前，我都会回来把最基础的解剖再看一遍。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模型，是活生生的人，他的血管、神经，可能有千百种变异。每一次，都必须像第一次一样，心怀谦卑和敬畏。”

他的“谦卑”还体现在对新知识的渴求上。有一次，我这个小小的留学生，在一篇新发表的文献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术后淋巴漏处理的新方法，就在组会上提了一嘴。

我本以为他会点点头，说一句“知道了”。没想到，他立刻让我把论文发给他，第二天早上，他就召集了几个核心医生，专门花了半小时讨论这个新方法的可行性。他非常认真地听取我的看法，像一个学生一样提出问题，最后决定在后续的病例中进行尝试。

这件事让我无比震撼。在日本的医学界，终身学习（生涯学習）是一种信仰。日本医师会规定，所有会员医生每5年必须完成至少50个单位的继续医学教育（CME）学分，内容涵盖临床技能、医疗伦理、安全管理等方方面面。但这不仅仅是制度的要求，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驱动力。

他们深知，医学日新月异，昨天的金科玉律，可能就是今天的明日黄花。一个医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过去有多辉煌，而在于他是否永远保有一颗学徒的心。这种不以资历自满，永远向新知识低头的姿态，是我学到的最宝贵的一课。

所以，如果你问我，赴日学医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它真的不在手术台上。不是学会了某种缝合技巧，也不是掌握了某台精密仪器的使用方法。这些很重要，但它们只是“术”。

真正的收获，是在每一次与人的接触中，去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医”。

是看到最顶级的专家，如何弯下腰，用最朴素的语言去安抚一颗焦虑的心。

是在一场场唇枪舌战的讨论会中，体会到一群人为了一个生命，如何放下自我，追求极致的严谨。

是懂得在冰冷的数据和仪器之外，一份小小的关怀，能带来多大的力量。

如果你也准备踏上留学的旅程，无论你学什么专业，或许都可以试着把目光从那些宏大的目标上，稍微移开一点点。

去看看你身边的人，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他们是怎么工作的，怎么与人相处的。去地铁站观察一下，人们是如何在拥挤中保持秩序的。去便利店感受一下，店员是如何把一个简单的服务做到极致的。

别只盯着那些“高大上”的东西，那些真正能改变你一生的宝藏，往往就藏在这些最不起眼的日常里。我们远渡重洋，不只是为了学知识、拿文凭，更是为了有机会，成为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人。

而成为一个好医生，最重要的那一课，真的，不在手术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