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UCLA，我遇见了发光的自己

在UCLA，我遇见了发光的自己

你还记得吗？刚来洛杉矶的第一个秋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一个周二的深夜，大概凌晨三点，我坐在Hedrick Hall宿舍那张小小的书桌前，窗外是寂静的The Hill，窗内只有我笔记本电脑屏幕发出的惨白的光。

摆在面前的是一份CS 31的编程作业，屏幕上的代码bug多得像南加州的蚂蚁，怎么也改不完。旁边摊着History 1C厚厚的阅读材料，几十页的学术论文看得我眼冒金星。手机上，朋友圈里国内的朋友正在吃着火锅唱着歌，而我只有一杯续了三次的速溶咖啡。那一刻，巨大的孤独感和挫败感像海啸一样把我淹没。我忍不住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一个人跑这么远，来受这份罪？我是不是做错了决定？

那时候的我，就是个标准的“小透明”。在几百人的大课堂里，永远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害怕被教授点名，更不敢举手提问。下课后，看着身边的美国同学三三两两、谈笑风生地走出教室，我只能默默地收起书包，一个人走向食堂。社交圈小得可怜，每天的活动范围就是教室、食堂、图书馆、宿舍四点一线。我感觉自己像个庞大机器里一颗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每天忙着应付各种due，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

我想，这种感觉，很多留学生都懂。我们背负着家人的期望，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跨越重洋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可现实往往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UCLA的Quarter制更是把这种压力放大了无数倍。一个学期只有10周，期中考试周仿佛从第三周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最后，节奏快到让人窒息。根据UCLA官网的数据，学校有超过32,000名本科生，走在Bruin Walk上，每天都与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擦肩而过，但没有一个能停下来聊聊天。在这样一个庞大又充满竞争的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真的太难了。

第一缕阳光：社团里的“意外发现”

转机发生在我大一的第二个学期。当时，我几乎已经对社交“躺平”了，觉得只要能保证GPA，别的都不重要。室友是个非常开朗的女孩，她硬是拖着我去了每年秋季学期初在Royce Quad举办的“Enormous Activities Fair”（大型社团招新会）。

说实话，我当时是极不情愿的。现场人山人海，超过1000个学生社团的摊位摆满了整个草坪，各种音乐声、呐喊声混杂在一起，让我这个“社恐”患者头皮发麻。我只想赶紧逃离。就在我准备开溜的时候，一个摊位吸引了我。那是一个叫做“UCLA UniCamp”的社团，他们的海报上画着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和加州山林的美景。

UniCamp是UCLA官方的学生慈善组织，已经有超过85年的历史了。它的核心活动是在夏天为洛杉矶地区的贫困儿童组织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我当时只是抱着“随便看看”的心态，填了一张信息表。没想到，几周后我收到了面试通知，并且稀里糊涂地通过了。

加入UniCamp，是我在UCLA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在这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归属感”。我们每周都要开会，一起做各种有趣的团队建设游戏（icebreaker），一起为夏令营筹款。我的角色是一名辅导员（counselor），需要接受一整个学期的培训，学习如何与孩子沟通，如何处理紧急情况，甚至如何引导篝火晚会。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了一群超级有趣、充满爱心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有着不同的背景，但我们为了同一个目标——给孩子们一个难忘的夏天——而努力。

那个夏天，当我在圣贝纳迪诺国家森林里，带着一群叽叽喳喳的10岁孩子徒步、射箭、唱歌时，我忘记了所有关于GPA和due的烦恼。看着那些平时生活在城市中心、很少有机会接触大自然的孩子们，在星空下第一次看到银河时发出的惊叹，我突然觉得，我所做的事情充满了意义。我不再是那个只会刷题的“小透明”，我是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快乐和温暖的“Woodsey”（UniCamp成员的昵称）。

这次经历像一缕阳光，照进了我原本灰暗的留学生活。它让我明白，大学不只有课堂和图书馆。UCLA有超过1000个注册的学生组织，涵盖了学术、文化、艺术、体育、志愿者服务等方方面面。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发现课本之外的那个，更有趣的自己。

迷雾中的灯塔：和教授的一次谈心

社团活动让我走出了社交的孤岛，但学业上的迷茫依然存在。我读的是经济学（Economics），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但我也知道，UCLA每年有大量的经济学毕业生，如果我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课程，毕业后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我对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一片模糊，是去投行？咨询？还是读研？我完全没有头绪。

这种焦虑在我大二修一门发展经济学的课时达到了顶峰。这门课的教授是一位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资深学者，他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但要求也极其严格。期中一篇论文，我查阅了大量资料，自认为写得不错，结果只拿到了一个B-。这个成绩让我备受打击。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预约了教授的Office Hour。去之前，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在脑子里把想问的问题演练了无数遍。UCLA的学生与教员比例大约是18:1，在大课里，教授根本不可能认识每一个学生。我很怕他会觉得我的问题很幼稚，或者觉得我是在为低分找借口。

走进他小小的办公室，里面堆满了书籍。教授看到我，微笑着请我坐下。我结结巴巴地说明了来意。他并没有直接评论我的分数，而是拿起我的论文，逐字逐句地和我分析。他告诉我，我的数据分析做得不错，但论点缺乏原创性，更多的是对现有文献的复述，而不是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你自己的问题，而不是重复别人的答案。”他温和地说道。

那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聊的早已超出了那篇论文。我向他倾诉了我的迷茫，关于专业的选择，关于未来的职业规划。他没有给我一个标准答案，而是分享了他年轻时在非洲做田野调查的经历，告诉我经济学不仅仅是冰冷的模型和数据，它关乎着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真实生活。他建议我，如果对研究感兴趣，可以尝试申请学校的“本科生研究项目”（Undergraduate Research Program - URP），亲身参与到一个课题中去，感受一下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什么样的。

那次Office Hour像一盏灯塔，照亮了我前行的方向。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教授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他们是愿意倾听和帮助学生的导师。从那以后，我不再害怕和教授交流，我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研讨会，甚至在学期结束后，申请成为了那位教授的研究助理。这段经历不仅让我的简历变得丰富，更重要的是，它让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用经济学的方法去研究和解决现实世界中的贫困问题。我终于明白，留学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更是主动地去探索和创造知识。

找到我的“部落”：友谊的力量

当我在社团和学术上都找到了自己的节奏后，我发现，那些曾经让我感到无比孤独的时刻，渐渐消失了。我拥有了一群可以并肩作战的朋友。

我们是在UniCamp认识的，是在研究小组里认识的，甚至是在Powell图书馆通宵复习时，因为一杯咖啡而认识的。我们一起在Janss Steps的草坪上晒太阳，吐槽奇葩的教授；我们一起在Ackerman Union吃Panda Express，讨论晚上去哪里party；我们也会在期末周，霸占YRL（杨百翰研究图书馆）的一个角落，互相讲解难懂的知识点，从深夜学到天明。

我还记得大三那年，我们小组一起做一个关于加州水资源分配的project。那个项目非常复杂，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和建立模型。我们连续一个星期，每天都待在图书馆的会议室里，从下午讨论到闭馆。有一次，因为一个数据错误，我们不得不推翻大部分成果重来，所有人都很沮丧。当时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一个朋友突然站起来说：“走，我请大家去Diddy Riese吃冰淇淋三明治！”

我们就这样，在深夜的Westwood街头，人手一个只卖几美元却无比美味的冰淇淋三明治，一边吃一边开着玩笑。那一刻，project的压力好像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知道，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根据一项针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调查，拥有强大社会支持系统的学生，其抑郁和焦虑水平显著更低。在异国他乡，这群朋友就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安全网，是让我能够勇敢面对一切挑战的底气。

现在回想起来，在UCLA最宝贵的财富，不是那张金光闪闪的文凭，也不是简历上那些漂亮的经历，而是这些陪我哭、陪我笑、陪我一起成长的朋友。是他们，让我觉得洛杉矶不再是一座冰冷的城市，而是一个温暖的家。是他们，让我从一个自卑内向的“小透明”，变成了一个敢于表达、乐于分享的人。

一些想对你说的“悄悄话”

如果你现在也正处在迷茫和挣扎中，别怕，真的。这几乎是每个留学生的必经之路。

大胆一点，去参加那个你有点好奇但又不敢报名的社团吧。就算最后发现不适合，你也只是浪费了一个小时，但万一呢？万一你就找到了自己的“部落”呢？

勇敢一点，去敲开那个让你有点“害怕”的教授的门吧。带上你的问题，哪怕是很傻的问题。你会发现，他们远比你想象的要亲切。一次有质量的谈话，可能会改变你整个学术生涯的轨迹。

主动一点，对那个在课堂上跟你邻座的同学笑一笑，问他/她要不要一起去喝杯咖啡，聊聊作业。一段伟大的友谊，可能就从这句简单的“你好”开始。

最重要的是，请允许自己不完美，允许自己有迷茫的时期。UCLA的阳光很美，但偶尔也会有乌云。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尝试，去犯错，去探索。留学这场旅程，最终的目的地，不是拿到一张文凭，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遇见那个更勇敢、更从容、更闪闪发光的自己。相信我，当你走过这一切，回头看时，你会感谢当初那个虽然害怕，但依然选择坚持下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