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城设和国内城规,到底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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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英国学城设的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分裂?在国内习惯了气势恢宏的大区规划、一夜崛起的新城,到这儿却发现,邻居家想扩建个阳光房都得走大半年流程。英国的城市更新似乎总在“小修小补”,抠各种历史细节,而国内则大刀阔斧,追求效率和蓝图。这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发展哲学:一个是自上而下、效率优先的“增长机器”,一个是自下而上、尊重个体和文脉的“有机生命体”。这篇文章不讲大道理,就用最接地气的例子带你聊透这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和利弊,看完保准让你对自己的专业,还有脚下这片土地,都有全新的理解。

在英国学城设,你需要切换的三个思维模式
从“蓝图思维”到“补丁思维”:接受城市是不断演变的有机体,你的工作不是画一张终极蓝图,而是在现有肌理上“打补丁”,让它更宜居。
从“效率至上”到“程序至上”:理解“慢”不等于“错”。这里的慢是为了保证每个声音都被听见,每个历史细节都被尊重。学会享受这个“磨”的过程。
从“宏大叙事”到“个体感受”:把视线从天际线拉回到街角。关心一个街区转角的铺地材料,比关心一条新中轴线的宏伟更重要。设计的出发点是“人”。

英国城设和国内城规,到底哪不同?

刚来伦敦那会儿,我住在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式联排小楼里。房东是个挺热情的老头,叫彼得。有一天他兴冲冲地跟我说,他准备在后院扩建一个玻璃阳光房,以后可以喝下午茶。我当时脑子里闪过的,是国内老家小区里一天之内就能搭起来的各种阳光房,于是随口祝他“马到成功”。

结果你猜怎么着?半年后我搬走的时候,那阳光房连个地基都没看见。彼得还在跟邻居、社区、区议会(Council)来回拉扯。他给我看那厚厚一沓申请材料,从阳光房的玻璃反光率会不会影响邻居,到会不会破坏这片“保护区”(Conservation Area)的风貌,全都要论证。我当时整个人都裂开了:在国内,一座新城拔地而起也就是几年的事儿,在这儿,一个十平米的阳光房,竟然能折腾大半年?

这个“阳光房事件”,让我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英国城市设计(Urban Design)和国内城市规划(Urban Planning)的巨大鸿沟。这种感觉,相信每个来英国学相关专业的你,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在国内,我们习惯了气势恢宏的大区规划、一夜崛起的新城,我们谈论的是“城市群”“经济带”“千年大计”。到了英国,导师却带着我们在一个老街区,为了一小块公共座椅的摆放位置,讨论一下午。

这种巨大的反差背后,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城市发展哲学。这篇文章不跟你拽那些复杂的理论,咱们就从一个阳光房、一个火车站聊起,用最接地气的例子,带你看看这两种模式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看完保准让你对自己的专业,还有脚下这片土地,都有全新的理解。

英国的“显微镜”:国王十字车站如何“慢炖”三十年

咱们先说说英国这种“小修小补”的模式。如果你觉得一个阳光房的审批流程已经够夸张了,那大型的城市更新项目,简直就是一场跨世纪的马拉松。

伦敦的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区域更新,就是个绝佳的例子。今天你去那里,看到的是设计感十足的中央圣马丁学院、谷歌总部、漂亮的喷泉广场和各种潮店,感觉一片欣欣向荣。但你知道这片区域的改造,从最初提出构想到基本成型,花了多久吗?差不多三十年。

在上世纪90年代,国王十字车站周边还是伦敦有名的“三不管”地带,破败、混乱、犯罪率高。改造是必须的。如果这事儿放在国内,大概的剧本会是:政府出台一个整体规划,大片拆迁,几年内“三通一平”,然后迅速引入开发商,建起一片闪亮的写字楼和住宅区。效率拉满。

但英国人不是这么玩的。整个国王十字更新项目,简直是一部“磨叽”的史诗。首先是漫长的公共咨询。开发商Argent从2000年拿下项目,光是和政府、社区居民、各种保护组织开会、修改方案,就花了整整6年时间,才在2006年拿到了最终的规划许可。在这期间,公众可以对规划草案提出任何意见,大到建筑高度,小到一棵树要不要保留。

为什么这么慢?因为他们是在用“显微镜”来做设计。他们要抠的细节太多了。

比如那两个标志性的、背靠背的储气罐(Gasholders)。这玩意儿是工业革命的遗迹,早就没用了,按国内的思路,可能早就拆了。但英国的保护组织不干,认为这是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最后,设计师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案:把这两个巨大的钢铁框架完整地拆解、修复,再重新组装起来,里面“塞”进去三栋圆形的公寓楼。这个项目叫Gasholder Triplets,现在是伦敦最酷的住宅之一。整个过程耗资巨大,技术复杂,但它保留了历史的“魂”。

再比如,煤炭庭院(Coal Drops Yard)。这里原本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煤炭仓库,也是破败不堪。设计师没有推倒重建,而是保留了原有的砖墙和铁艺,用两条优美的弧形屋顶将两栋老建筑连接起来,创造出一个新的公共空间和商业中心。你现在走进去,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工业风,历史和现代在这里完美对话。

据统计,国王十字区域内共有20栋历史建筑被保留和改造,超过50%的原始建筑肌理得到了尊重。整个项目从启动到今天,提供了约1.9万个工作岗位,建成了近2000套新住房。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更像是一种“有机生长”。先修复基础设施,再引入圣马丁这样的文化引擎,然后吸引谷歌这样的科技巨头,再逐步完善商业和住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不断根据反馈进行调整。

这种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体”。它有自己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城市设计者的角色不是上帝,不是去创造一个全新的物种,而是一个医生或园丁,通过精心的“微创手术”和“日常修剪”,让这个生命体更健康、更有活力。这个过程必然是缓慢的、充满博弈的,因为它尊重每一个细胞(个体居民)和每一条血管(历史街道)的价值。

中国的“望远镜”:雄安新区如何“平地起高楼”

聊完了英国的“慢炖”,我们再把视线拉回国内,看看我们熟悉的“中国速度”。如果说英国人手里拿的是显微镜,那中国的规划师们,拿的更像是一台天文望远镜,他们看到的是星辰大海和未来格局。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雄安新区。2017年4月1日,官方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个消息一出,世界瞩目。这是一个从零开始的城市,被赋予了“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定位。它的目标不是改造一个街区,而是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城市发展的全新模式。

雄安的速度有多惊人?我们来看一组时间线:

宣布设立后,来自全球的顶尖规划设计团队就开始编制规划。短短一年多时间,到2018年4月,《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就正式批复。这份纲要不是一页纸,而是对一个未来城市从空间布局、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到公共服务的全方位顶层设计。

规划一定,建设就是雷厉风行。2019年,京雄城际铁路开工建设,仅用了一年多时间,2020年底就全线通车,从北京西站到雄安最快只需50分钟。与此同时,启动区的地下管廊、道路、水系等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数据显示,高峰时期,雄安新区有超过20万名建设者在同时施工。

到今天,不过短短几年时间,你再去雄安看看,那里已经不再是一片农田。容东片区作为首个大规模建成区,居民已经入住;启动区的“城市大脑”——雄安城市计算中心已经投入运营;中国中化、中国华能等首批疏解的央企总部大楼已经封顶。一个未来城市的雏形,已经清晰可见。

这种自上而下、效率优先的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增长机器”。它的核心驱动力是国家意志和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在这个模式里,城市首先是一个实现国家战略的工具。为了这个宏大目标,效率是第一位的。土地由国家统一规划和征用,避免了英国那种无休止的产权扯皮;规划一旦确定,就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各种资源迅速向项目倾斜。

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西方国家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过去四十年,中国城镇化率从不足20%飙升至超过65%,几亿人进入城市,这背后靠的就是无数个“类雄安”模式的快速复制。上海的浦东、深圳的崛起,都是这个模式的杰作。中国的高铁网络总里程超过4万公里,超过了G7国家总和,这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是无法想象的。

但“望远镜”模式也有它的代价。看得远,就容易忽略脚下。在追求速度和宏大蓝图的过程中,一些城市的历史文脉被轻易抹去,千城一面的“奇观”屡见不鲜。快速拆迁和安置也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完全由规划师在图纸上设计出来的城市,它是否真的有活力?是否真的符合人的真实需求?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检验。

两种逻辑的根源:土地、权力和历史

为什么中英两国会走上两条如此不同的道路?这背后其实是根植于土地制度、政治体制和历史文化深处的根本差异。

英国的模式,根源在于“私有产权”。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土地私有制的国家之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观念深入人心。你的房子、你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政府不能随便说拆就拆,说规划就规划。任何一项公共建设或私人开发,只要影响到你的土地,你就有了发言权。

英国现行的规划体系,源于1947年的《城乡规划法》(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这部法律的核心,就是在保护私有产权和实现公共利益之间找一个平衡点。它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审批程序(就是彼得那个阳光房所经历的),让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无论是邻居、社区组织还是环保团体——都有机会参与决策。所以,规划在英国更像是一场公开的、有规则的谈判,而不是一个命令。

再加上英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遍地都是“宝贝”。据统计,英格兰有近40万座登录建筑(Listed Buildings),超过1万个保护区(Conservation Areas)。这些法律规定,让任何改动都必须慎之又慎。这就决定了英国的城市发展,必然是一种“针灸式”的、循序渐进的更新,而不是“外科手术式”的推倒重建。

而中国的模式,其根源则在于“土地公有制”。根据中国宪法,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政府通过“土地出让”的方式,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比如住宅70年,商业40年)交给开发商。这意味着政府掌握了城市发展的总闸门。它可以从一张白纸开始,进行最宏观、最理性的布局,而不用去和成千上万的私人土地所有者进行漫长的谈判。

这种制度安排,加上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的导向,共同构成了“增长机器”的强大引擎。规划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公众参与虽然在近年来也逐渐被重视,但其广度和深度,与英国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力,还不可同日而语。

留学生的你,到底该学什么?

聊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那到底哪种模式更好?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们都是在各自独特的国情下,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演化出的产物。英国的“慢”保护了历史和个性,但也导致了严重的住房危机和基础设施落后。中国的“快”创造了经济奇迹,但也留下了一些“城市病”和文化遗憾。

对于我们这些同时接触了两种模式的留学生来说,这恰恰是最大的财富。别再纠结于谁对谁错,也别再抱怨英国的效率低下。你应该做的,是跳出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去思考如何把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

在英国的课堂和项目中,你要学的,绝不仅仅是画图的技术。你要学的是那种“显微镜”下的功夫:如何尊重一块场地的历史,如何倾听社区的声音,如何通过精巧的设计去激活一个微小的空间,如何为了一棵树、一块砖去据理力争。这种对“人”的尺度的极致关怀,正是国内快速发展阶段最容易忽略的东西。

同时,你脑子里装着的“中国经验”,也是你独特的优势。当你的英国同学还在为一个社区花园的设计纠结时,你可能已经能从区域交通、产业联动的高度去思考这个项目的定位了。这种宏观的、战略性的“望远镜”思维,同样是他们所缺乏的。

所以,别再觉得分裂了。你站立的地方,恰恰是两种思想交汇碰撞的火山口,充满了机遇和能量。未来的城市发展,一定不是非黑即白。中国已经开始放慢脚步,越来越注重城市更新中的“绣花功夫”;而英国也在反思,如何简化规划流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和住房短缺的挑战。

下次当你再走过国王十字车站,或者在网上看到雄安新区的最新进展时,试着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它们。它们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你未来职业生涯工具箱里,可以随时取用的两种强大武器。而你的价值,就在于懂得如何根据不同的“病情”,开出最合适的“药方”。

好好享受在这里的“慢”吧。因为这种慢,会让你在未来面对中国的“快”时,更加清醒和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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