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教会学校：天使外衣下的百年噩梦

你刚来加拿大的第一个秋天，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

九月底的某一天，你像往常一样去上学，却发现整个校园，从白发苍苍的教授到青春活力的同学，几乎人人都穿上了一件橙色的T恤。你有点懵，这是什么新的校园潮流吗？还是某个节日的特殊装扮？你好奇地问了身边的朋友，他告诉你：“Today is Orange Shirt Day.”

“橙色T恤日？”你更困惑了。后来你才知道，这一天也叫“全国真相与和解日”（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是加拿大的一个法定纪念日。但为什么是橙色T恤？“真相”和“和解”又是什么意思？

很多留学生，包括当年的我，对加拿大的第一印象都是：和平、友好、多元、包容。我们在这里享受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高质量的教育，觉得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国度。但你可能不知道，在这片看似岁月静好的土地上，曾有一段长达百年的黑暗历史——教会寄宿学校（Residential Schools）。

这些学校打着“教育”和“文明”的旗号，把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孩子从家人身边强行带走，试图抹去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然而，这件“天使外衣”下包裹的，却是虐待、饥饿、疾病和无数悄无声息消失的生命。直到近年来，随着一个个无名坟墓在曾经的学校旧址被发现，这个国家深埋已久的“百年噩梦”才真正被撕开一道口子，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无比心碎。

了解这段历史，不只是为了满足猎奇心，更是为了真正读懂你现在生活的这个国家。你会明白，为什么大学开学典礼上总要进行“土地致谢”（Land Acknowledgement）；为什么原住民议题在加拿大社会如此敏感和重要；以及，“和解”这两个字背后，到底承载了多么沉重的分量。这篇文章，会带你深入这个远比想象中更复杂、更黑暗的故事。

那一天，整个加拿大都沉默了

故事要从2021年5月说起，那是一个让所有加拿大人都无法忘记的时刻。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C省）的坎卢普斯（Kamloops），一个原住民社区宣布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发现：在当地一所早已关闭的教会寄宿学校旧址，通过探地雷达技术，发现了215具身份不明的儿童遗骸。这些孩子被埋在没有标记的坟墓里，悄无声息地躺在这片土地下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215个孩子，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他们曾经有名字，有家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梦想。他们中最小的，可能只有3岁。他们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们的家人从未被告知？为什么他们没有被体面地安葬？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加拿大乃至全世界引爆。一夜之间，各大新闻头条都是这个故事。人们在国会山、在各个城市的政府大楼前，自发地摆满了孩子们的鞋子、毛绒玩具和鲜花，每一双小鞋子，都代表着一个逝去的幼小生命。加拿大国旗为此降了半旗，久久没有升起。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更多的真相便再也无法掩盖。

几周后，在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的Cowessess第一民族地区，Marieval印第安寄宿学校旧址，又发现了751个无名坟墓。这个数字再次震惊了世界。

紧接着，BC省的Penelakut Island发现了160多个，曼尼托巴省（Manitoba）的Brandon寄宿学校旧址发现了104个……一个个新的发现不断传来，每一个数字都像一把尖刀，刺痛着人们的心。据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统计，在寄宿学校体系存在的100多年里，至少有4100名儿童在学校里死亡，但随着这些无名坟墓的不断发现，人们普遍认为，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超6000人，甚至永远无法精确统计。

这些冰冷的发现，让那段被刻意遗忘和掩盖的历史，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的中心。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学校，到底是什么地方？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惨绝人寰的事情？

“杀死我们身体里的印第安人”：天使外衣下的真实目的

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得把时钟拨回到19世纪。

当时的加拿大联邦政府，秉持着一种白人至上的殖民主义思想。他们认为原住民的文化是“野蛮落后”的，需要被“文明化”和“同化”。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A·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就曾公开表示，必须让原住民的孩子脱离他们的家庭和社群，“否则他们就会成长为野蛮人”。

基于这种理念，一个邪恶的计划诞生了：建立一个由政府资助、由天主教会和基督新教教会管理的全国性寄宿学校网络。这个计划的目标，被时任印第安事务部副部长的邓肯·坎贝尔·斯科特（Duncan Campbell Scott）在1920年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我们的目标是继续下去，直到加拿大没有一个印第安人没被（白人社会）吸收为止……我就是要不遗余力地‘杀死我们身体里的印第安人’（kill the Indian in the child）。”

这句话，成为了整个寄宿学校体系最赤裸裸的注脚。

从1880年代到1996年（你没看错，最后一所寄宿学校在1996年才关闭，离现在并不遥远），全加拿大共有超过139所这样的寄宿学校。超过15万名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梅蒂斯（Métis）和因纽特（Inuit）的儿童，在4岁到16岁之间，被强制从家中带走，送往这些遥远的学校。

警察会开着车闯进原住民社区，像抓捕犯人一样把哭喊的孩子从父母怀里抢走。如果父母反抗，他们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这些孩子被带上火车或卡车，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此与家人、语言和文化隔绝。很多人，就再也没能回家。

这些学校并非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学校”。它们更像是监狱和劳改营的结合体，其核心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系统性地摧毁一个民族的根。

“我叫65号”：被剥夺名字的孩子们

当孩子们抵达寄宿学校时，噩梦才真正开始。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超出了文明社会的想象。

首先是身份的剥夺。孩子们会被强制剪掉象征着文化和精神力量的长发，换上统一的、不合身的制服。他们被禁止说自己的母语，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残酷的惩罚，比如用鞭子抽打，用肥皂洗嘴，或者被单独关禁闭。他们的原住民名字被废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编号，或者一个英文名字。一位幸存者回忆说：“从我进入学校的那天起，我就不再是我自己了。我叫65号。”

其次是无处不在的虐待。身体上的虐待是家常便饭。孩子们因为尿床、说母语、或者仅仅是看起来“不听话”，就会被教职人员——那些本应是神父、修女的“神职人员”——用皮带、木板甚至电线毒打。性虐待也极为猖獗，无数孩子在与世隔绝的校园里，成为了恶魔的猎物。由于缺乏监管和问责机制，施暴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而孩子们的哭诉则无人理会。

精神上的折磨同样致命。学校向孩子们灌输他们的文化是“罪恶”的，他们的父母是“无知”的，他们自己是“低人一等”的。这种长期的精神压迫，让很多孩子产生了深刻的自我厌恶和身份认同危机，这种创伤伴随了他们一生。

学校的生活条件也极其恶劣。为了削减成本，政府和教会提供的资金严重不足。孩子们住在拥挤、肮脏的宿舍里，食物严重缺乏营养且数量不足，饥饿是常态。加拿大政府甚至曾在1940年代和50年代，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在至少两所寄宿学校里对营养不良的原住民儿童进行“营养实验”，把他们当成了小白鼠，测试不同维生素和营养补充剂的效果。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肺结核、流感等传染病肆虐。由于缺乏基本的医疗照顾，很多孩子病死。还有一些孩子因为无法忍受虐待而逃跑，却在冰天雪地中迷路、冻死或饿死。这些死去的孩子，很多时候学校并不会通知他们的家人，而是草草地将他们埋在学校附近的无名坟墓里，就像处理掉一件物品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在那些学校旧址发现如此多令人心碎的儿童遗骸。

“橙色T恤日”的来历，就源于一位幸存者菲利斯·韦伯斯塔德（Phyllis Webstad）的故事。她六岁那年，外婆为她精心挑选了一件漂亮的橙色新衬衫，送她去上学。但她一到学校，这件新衣服就被强行脱下，再也没有还给她。菲利斯说：“橙色，从那天起，总让我想起我的眼泪和那种‘我无足轻重’的感觉。” 这件橙色T恤，成为了所有被剥夺身份、尊严和童年的孩子们的象征。

一个人的伤疤，一个民族的创伤

寄宿学校体系对加拿大原住民社群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并且这种伤害代代相传，形成了所谓的“代际创伤”（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在寄宿学校里长大，他/她没有体验过家庭的温暖，没有学过如何去爱和被爱，只学会了恐惧、服从和暴力。当他们成年后回到自己的社区，他们已经不会说母语，无法与长辈沟通；他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甚至羞耻；他们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因为他们从未有过榜样。

这些幸存者带着满身的伤痛，很多人通过酗酒、吸毒来麻痹自己。他们所经历的创伤，又在无意中传递给了下一代。他们的孩子在破碎的家庭中长大，可能面临着贫困、暴力和忽视，从而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看到新闻里提到的加拿大原住民社群面临的诸多挑战——比如高得惊人的自杀率、贫困率、监禁率以及严峻的心理健康问题——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寄宿学校这段历史。它像一个幽灵，笼罩在几代人的头上，挥之不去。

这不仅仅是“过去的事”。对于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来说，这是每天都在经历的现实。这是一个民族身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至今仍在流血。

迟到的道歉与艰难的和解之路

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加拿大社会并非毫无作为。近几十年来，“和解”（Reconciliation）成为了一个核心词汇。

2008年，时任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在国会山，代表加拿大政府就寄宿学校制度向原住民正式道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很多人认为，道歉只是第一步，远远不够。

为了更全面地揭示真相，加拿大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从2008年到2015年，委员会走遍全国，收集了近7000名寄宿学校幸存者的证词，最终发布了一份厚厚的报告，将这段历史定义为“文化灭绝”（Cultural Genocide）。

报告还提出了94项“行动呼吁”（Calls to Action），涵盖了教育、法律、医疗、儿童福利等方方面面，旨在纠正历史错误，并推动真正的和解。比如，呼吁建立全国性的失踪儿童档案和墓地登记册，呼吁在学校课程中加入关于寄宿学校历史的必修内容，呼吁承认原住民的语言权利等等。

然而，行动比言语要困难得多。时至今日，这94项行动呼吁的落实进度依然缓慢。政府、教会和普通民众之间，对于如何实现“和解”，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和挑战。

2022年，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也亲自来到加拿大，为天主教会（其管理了超过60%的寄宿学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忏悔的朝圣”，并向原住民幸存者道歉。但对于很多幸存者来说，一句“对不起”来得太晚，也太过轻描淡写。

“和解”不是一个可以一蹴而就的终点，它是一个漫长、痛苦且充满荆棘的过程。它需要非原住民加拿大人去主动了解、反思，并采取实际行动支持原住民社群的疗愈和复兴。

所以，这跟我们留学生有什么关系？

聊了这么多沉重的历史，你可能会问，这跟我一个来加拿大读书的留学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很大。因为你选择来到这里生活和学习，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客，而是一个见证者和参与者。了解这片土地的全部历史，包括它最黑暗的一面，是你尊重这片土地和这里人民的开始。

当你下次在开学典礼或大型活动上，听到主持人进行“土地致谢”，说到“我们承认，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是XX、XX和XX民族的传统领地”时，你就会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句走过场的客套话。这是在提醒每一个人，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其原初的主人，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学习和生活，是建立在一段复杂的、充满不公的殖民历史之上的。这是一种谦卑的姿态，一种对历史的承认。

当你在9月30日看到身边的人都穿上橙色T恤时，你也能理解这背后的沉痛故事。你可以选择和他们一样，穿上一件橙色衣服，这是一种无声的支持，表达你与那些逝去的孩子和幸存者站在一起。

作为留学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带着开放和谦卑的心去倾听和学习。不要急于发表评判，因为我们不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你可以去读一些相关的书籍，看看幸存者拍摄的纪录片（比如《We Were Children》），或者访问加拿大各地的人权博物馆和原住民文化中心。你的大学图书馆里一定有丰富的资源。

其次，用行动表达尊重。在与原住民同学或朋友交流时，展现出你的真诚和同理心。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参加一些由原住民社区举办的公共活动，比如Pow Wow（一种传统歌舞集会），去欣赏他们坚韧而美丽的文化。你也可以选择购买一些由原住民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或手工艺品，这不仅是对他们文化的欣赏，也是对他们经济上的直接支持。

最重要的是，把这份了解内化为你对加拿大这个国家更深层次的认知。你会发现，加拿大远比旅游宣传册上的枫叶和雪山要复杂得多。它是一个仍在努力与自己的过去和解的国家，一个在多元文化的美好愿景下，依然存在着系统性不公和种族歧视的国家。

了解这段噩梦般的历史，不是为了让你对加拿大失望，恰恰相反，是为了让你更清醒、更全面地看待它。它会让你在享受这里的一切美好时，也保有一份思考和责任感。

当你下次再走在美丽的校园里，希望你看到的不仅是现代化的教学楼和绿草如茵的操场。也能想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下，或许就埋藏着一些从未被人知晓的故事。而我们今天能做的，就是记住他们，并努力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不再重复那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