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新加坡的风评是怎么下降的？
新加坡有三大种族：华裔、印裔、马来裔。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新加坡的印裔生育率非常低下不到1.0，跟华裔生育率同为难兄难弟。只有马来裔生育率稍高，但是也不足2.1，照样无法维持人口规模。
在新加坡印裔还有10%~20%是穆斯林的情况下，近年来其生育率调查数据已经不足0.9，如果只考虑其印度教/无宗教信仰的世俗化泰米尔裔，甚至有低于华人的风险，跟新加坡华人可以并列为全球低生育率奇观之一。
因此新加坡唯一的出路是吸引各大族裔移民，不管是华人印度人还是马来人，都要按比例吸纳才能保持种族比例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不过这个机制有个bug，新加坡的本质，其实是个有严格“户籍制度”的城邦国家。它的吸引力逻辑，其实跟大陆目前城市之间正在进行的激烈的“抢人大战”并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过去几十年新加坡绝对的经济和生活水平领先地位，让新加坡从未思考过这个话题。。
新加坡三大族裔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背靠的母国发展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
华裔-陆港澳台马华
印裔-南亚
马来人-马来西亚马来人
其中华裔的母国毫无疑问发展程度是最高的。随着过去十几年全面脱贫攻坚，各省市城乡的经济和收入水平差距比千禧年快速缩小；在户籍制度陆续松绑乃至实质性解体的背景下，大量内地城市突然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吸不到人了”。这里引出一个新加坡即将面临的种族平衡的挑战：吸引华人的难度正在越来越高。
以各大城市正在进行“抢人大战”的内地为例：
1.东北朝鲜族去韩国打工：同样是刷盘子的工作，韩国收入能比东北老家翻5倍。虽然租金和物价相对较高，但是韩国出生率全球倒数第一，加上给了朝鲜族超其他外劳的特殊待遇（也是韩国人口危机的如意算盘）。因为韩国在引进外劳相对克制，加上引进的大部分是同文同种的朝鲜族，外劳圈整体内卷程度相对较低待遇也不错。所以整体对朝鲜族吸引力爆炸，延边州的朝鲜族虽然很认同自己是东北人，但是人均NBCS省会长春。未来等韩国把全球朝鲜族吸得人力资源趋于枯竭后，文化类似的越南人也正在第二梯队等着翻牌子。
2.贵州人去北京打工：一个45岁的大叔刷盘子收入从3000变成5000，提升不到2倍。但是一样居住条件的房屋租金至少翻了3～5倍，房价翻了10倍，吃穿价格也水涨船高。加上落户严苛的限制，北京目前对社会底层年轻人的吸引力只能说拉完了，只有专攻的政商老钱还喜欢往北京跑。根据一些数据，目前北京20～29岁人口比例已经接近腰斩，流失百万之众（当然，北京根本不缺人，纯属政策不愿意要那么多人，谁让北京是北京）。
3.这个45岁大叔背井离乡到新加坡刷盘子一个月收入12000，比在贵州翻了4倍。因为要跟大量印度裔竞争，劳动强度大概率比在贵州洗盘子翻倍，同时一个月住宿开销翻5～10倍，食品价格翻3～5倍。如果勤劳吃苦一些，极致压缩餐饮和住宿成本，能明显比在贵州赚的多得多。
实际上出国的渠道和手续办理都有一定的学习和信息门槛，一个月只会月入3000刷盘子工作的中国基层劳工，如果不是福建那种家族托举和妈祖路径依赖，很难有相应的能力完成出国务工的手续流程。
新加坡某餐馆招聘，似乎劳动法贯彻也不算特别到位换句话说，能搞定去新加坡刷盘子的中国人，在国内也不可能只挣3000；如果这个人在国内能挣的明显不止3000，加上生活成本低了好几倍，那出国的动力就会被削弱。虽然两国收入依然有几倍的差距，但是收入差距一点点的缩小也会成倍的作用到这种动力上，让劳工越来越没那么愿意出国了。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就很难真正吸引到该国的外劳了。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波兰，在收入依然存在成倍差距的情况下，且波兰属于欧盟申根区迁移就业比内地人去新加坡容易很多的情况下，在德国英国的波兰侨民也正在快速减少。
再者，在新加坡一个月要存下大量结余，是建立在牺牲自我生活质量上的。首先在房屋租金方面国内大把城市有公租房这种性质的保障住宅、要么是广深莞城中村这种质量低劣但是价格跟公租房类似而且具有隐私性的住房。在重庆或者贵阳，每平米10元/月，500元就能租到能够接受的交通便捷的独立住宅。餐饮也可以自己在家开火做饭解决，而不像合租一样窘迫。再加上水电气网等开支约300元。一个只需要1800元开支，就能在“新一线、二线城市”过上还勉强凑合的生活。。
重庆这种“抢人大战”中风头频出的新一线城市，400～1000元能租到的主城区地铁公租房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并且交通配套也相当便利基本都毗邻地铁口。
这个租金在新加坡应该连租个棺材位都不够。也就说在新加坡刷盘子，理论上极致辛苦自己，可以每个月攒下5000元（有评论说极致能省10000元，应该也是可以的，不过我对他们表示尊敬）。但是如果要在国内贵阳或者重庆，能以相对体面的生活水平评价的话，在新加坡外劳因为没有组屋这种基础福利，可能连维持收支平衡都很难。
同时国内的户籍限制除了北京等特殊区域保留，绝大部分已经彻底脱钩。特定工作不再需要xx户口。即使是刷盘子的工人，也可以“提升”自己，去做建筑小工或者学汽修之类的工作，只要让自己每月薪资达到7000人民币，每个月就能攒下5000元，很可能会比在新加坡打工每月攒5000元的生活更有尊严。在房价相对低廉的贵阳重庆长沙等，只要是月入7000的蓝领，购房落户享受完整城市中产生活质量也不是入籍新加坡那样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反倒是现在在新加坡打工的外劳，华裔越来越跟不上了。虽然祖籍大陆的新一代华人也可以发扬高考卷王耐劳精神，但是拼到底远没有印度人马来人能吃苦。
再者去新加坡务工也是去国离乡的行为，从事低端劳动的个体基本就跟老家物理意义和社会意义上隔离了。家人来探亲一次机票签证住宿各种麻烦破费。原本家人可以为月薪7000你在长沙重庆辛苦打拼买下的小房子自豪欣喜，去了新加坡就算一个月攒10000元也只剩担忧和牵挂。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底层外劳来说，新加坡不具有任何上升的空间：在当地是社会意义上的死人，永远不会获得一个家而且迟早会离开的异乡人。
类似的事情在北京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在二三线城市发动补贴租房落户抢人大战，四五N线脉脉温情的攻势下：中国年轻人用脚投票，让北京新鲜年轻人数量直接多半砍，雄安新区还没完全建成发挥功能，北京就超前达到了疏解人口的目标。
新加坡更像是个有严格户籍制度的城市
因为我碰巧知道新加坡市政长期跟内地高中合作搞“公派留学”：以留学的幌子，实际干着挖走内地青年俊杰事情。对于这些新加坡筛选过的优秀高中生，新加坡不怕你入籍，就怕你反悔，所以新加坡出钱的公派留学还要签订合约：毕业后在新加坡工作必须满xx年，否则赔偿奖学金，本质就是把你用工作栓到婚恋年龄之后，好永久留在新加坡市。
新加坡这一整套操作听朋友吐槽下来，颇有一点听妈妈讲90年代考上xx大学就农转非、安排工作、单位还热衷于给介绍对象的社会主义青年才俊农转非跃龙门三联。大陆就是当年的“农”，新加坡就是那个年代惹人羡慕的“非”。
恰好笔者高中班上就有好几个朋友走的新加坡公派留学，算参与了项目就给新加坡永居；至于同期考上京区985的同学，很难崩的是，当时一样层次的学生要留京拿京户的难度，可能比新加坡永居还大。。
毕竟印度人在老家恒河边卷成麻花，也不可能一个月攒5000元。对比起印裔老家来说，新加坡对于愿意吃苦耐劳的人来说，依然是碾压性的相对优势，新加坡就是断档的打工目的地。这种愿意大量开放底层工作给低收入国家外劳的发达经济体，普遍有一个特点：单位时间的劳动强度特别高，生活成本高昂。不管劳动保障如何到位，其单位时间内的工作强度必定大，未来新一代内地劳工未必吃得下这种高效率社会的底层岗位的苦。
北美的老墨在刷盘子和摘果子大赛里，早已经把新一代华人移民KO了，喜提“最吃苦耐劳祖群”。在行康市也如此，一个年轻力壮正值婚恋黄金期的工人姐姐，不少人流利掌握多语言并且有大学文凭提供全住家服务，却住在内地村妇看了要骂街的隔间，一个月工资却常常还不如内地市场随便一个老妇保姆。
外籍劳工/农民工对新加坡/上海语言与文化环境的塑造案例
很多新加坡人也知道本国的民族比例坚持了几十年几乎没有动摇以及国家严格的种族配比制。这个没问题，但是很多人错误的把劳工和本地人完全分开看待，认为不入籍就不会改变新加坡的人口比例和文化。殊不知这种不把常住人口当市民的观点，有非常大的缺陷，内地的大城市早就验证过这种观点的脆弱性。无独有偶，这个过程也正在新加坡发生。
过去北京上海也长期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入籍难度极高。以至于上海城区很大一部分常住人口都是没有本地户籍没有房产的外地打工仔。外地人带来的语言、文化几十年如一日浸染上海，一个上海本地人如果上街买东西用沪语，有不小可能遇到不懂上海话的外地店员。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以至于沪语使用频率被极限压缩在家庭内部，而失去了社交属性和语言纠错以及词汇复用机制。这种现象导致上海话在短短一两代人以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传承危机：口音极速变异的同时，年轻人对很多词语概念已经无法用沪语准确描述了，甚至不少年轻人已经不太会说方言了。
这个事情对新加坡也没有任何区别。首先既然新加坡自认是马来语为国语，英语为各民族通用语言的多元文化国家，就等同于上海也认同普通话为“普通话”一样。其次，算上劳工群体，新加坡的华裔常住人口比例已经显著低于75%了，英语作为社会第一语言是从实用必要性出发的：新加坡拥有190万庞大规模的外籍人士，相当于没有户口的上海打工仔，据估算这些人里只有不到40万是母语汉语的华裔（相当于上海打工仔里尚且愿意用吴语沟通的吴系苏州人宁波人），其余150万人是印裔为主的非华裔。算下来新加坡非华裔本国居民+非华裔外籍人口，可能已经达到了200万人以上，现状就是满大街都是需要用英语沟通的“印裔常住人口”（按内地统计最常用的常住人口“市民”理解）。
内地作为一个外国劳工几乎不存在，但是本国打工仔遍布全国而且户籍制趋于消解的地方，居民难以区分永居/公民/常住劳工，所以站在这个角度这种发出了“印加坡”的感慨倒也并非空穴来风。而且可以预见地使，在新加坡的外籍劳工群里中，未来华裔比例还会持续减少：进一步增加新加坡城市的非华裔常住人口比例。如果新加坡不采取类似韩国这样对同族劳工优先的策略，这个过程会无法逆转；但是考虑到新加坡是效率主义绝对优先的国家，势必不可能让渡利益，所以很显然这个过程只会越来越快。
实用主义和效率驱使的语言逻辑
关于语言这一点，我其实很赞同这实际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而绝非新加坡人崇洋媚外。
毕竟上海年轻人说普通话，总不能说是因为上海人对沪语自卑吧。。。上海还被大家戏称为“爱丁堡”呢，反观新加坡的鞭刑可是真切教化了大量洋人青少年的。
但是在外籍劳工的非汉语人群比例达到了某个临界点后，比如社会消费服务/工作协作交流等场景普及后，新加坡人用汉语沟通的效率已经远低于英语，因此新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出现了不少英语为第一语言的华裔。新加坡是个极度注重效率和实用主义的国家，加之市政一直在强调文化多元，英语是个很好的政治正确效率工具。
因此未来新加坡人汉语会在国家公共场合的运用，很可能像沪语在上海的历史一样迎来退潮，转而变为家庭用语，并且就此走向式微。虽然学校会强制华裔必修汉语，但是华裔的塑料汉语作为“教科书学到的第二语言”，跟真正的母语有很大的区别。对比之下，上海转变为普通话城市或者香港转为普粤双语城市，反而是一种吸引力的促进，毕竟普通话/国语背靠的是十几亿人的公约数。
新加坡如果继续目前惯性：
1.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升，新加坡外籍劳工的华人比例继续下跌到接近0
2.公共场合中文的适用范围跌到被英语彻底碾压
结果就是新加坡注定会逐渐失去和华裔母国的语言文化特殊联系。
本身新加坡支柱产业就是依赖华裔母国的高净值人群的投资，科研和产业也在很大一部分也依赖于母国提供的优秀青年人才，人口比例的稳定也完全依赖于母国的贡献（隔壁马来西亚华人出生人口只占10%了，加上强烈的移民倾向，以后大马华人大概率会消失在历史中），但是文化上却和母国做快速切割（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的）。
新加坡种种看起来非常割裂的行为，让世界华人感到非常困惑，所以导致了最近一系列舆论。比如《给阿嫲的情书》引发联合早报对其是“统战文艺”的批评，把禁止公映的电影的临时加场说成是新加坡市政“开恩”，还有不断退化的社会治理、卫生管理水平，以及市民还有游客对新加坡街头人口比例和语言的变迁产生的对“华人国家”的怀疑。
虽然我完全能够理解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国家为了维护国家文化政治稳定的努力，以及“多元一体”的民族叙事，但是很显然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文化最宝贵的财富是和东亚世界的紧密联系。为了城市的稳定，所以刻意压制主体民族的语言使用范围；又单纯是出于效率至上，不少新一代新加坡人已经变成英语第一语言者，变成失去了文化母国联结的“世界公民”。
引用这位在新加坡的网友对于新加坡人华语水平的犀利描述回到正题上，新加坡目前为何在内网的风评下降？
抛开政治的差异，对大部分内地人而言，新加坡更像一个生活成本昂贵、户籍制度严苛的“古典京式”一线都市：生活便利，文化接近，收入高，绿化基建强大等都是新加坡的独特优势。
但是因为现在新加坡快速变化的常住人口民族比例（常住人口≠永居+公民，可以参考内地城市人口普查的概念），以及各族裔新一代新加坡公民+外劳群体的第一语言共同向英语的快速迁移，都给在新加坡旅游工作求学的内地人带去了越来越多的陌生感和不安，唯一和这个国家联系的语言文化民族纽带也在一点点消亡。
加上部分媒体的骚操作，把一部普通的略带主旋律的家庭温情片搞成是“统战阴谋”，引发了一波预期之外的负面评价。
上一辈的中国行政技术官僚，很多都是以新加坡为榜样，从城市管理建设到工业区合作，恨不得都全方位照搬。内地社会精英阶层对新加坡长期持有强烈的正面印象。这种时代看法的对比，导致普通人心目中原有对新加坡这个“同文同种干净卫生的先进都会”的部分幻想正在一点点破灭，由新加坡官方喉舌突然站出来戳你肺管子，导致大量国人对新加坡瞬间产生了“巴黎综合征”的类似感觉。
如果新加坡要真正贯彻文化上真正的多元化
理应像瑞士那样，多元共存保留和周围文化母国文化纽带的模式，而不是消灭各自族群的母语，用一种彻头彻尾的外语来作为公约数的神奇操作。作为亚洲和欧洲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和瑞士有大量共同之处：多元的民族语言构成，相对自由的金融体系。但是不同之处在于，瑞士虽然国内存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巨大区别，但是并非用空降的英语一刀切，抹杀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联系；瑞士这个国家德语区和法语区同时并存的模式，反而某种程度上给了瑞士和邻居德法意各个大国特殊的金融纽带和吸纳人才的功能。
瑞士法律规定，德语区的人除母语德语外，必须学会法语和意大利语；法语区的人则必须学会德语和意大利语。
遗憾的是，因为马来语过于小语种，加上印裔母国的种族语言过于散装，所以新加坡不具有实施瑞士模式的操作性。新加坡的印裔主体是南印度的泰米尔人。而泰米尔语本身属于达罗毗荼语系小语种语，和印度最大语种印欧语系的印地语甚至属于不同语系。此外还有一部分属于锡克人等民族，本来印裔内部互相都完全无法用母语交流，索性印裔也跟不少华人，一起成为了第一语言是英语的“新加坡公民”
或许唯一可能的办法只有同时加强在所有民族中的华语和英语教育，但是目前看起来全国甚至找不出一所华文大学。汉语无法在学术造诣和商业金融可继公司内部登堂入室，导致其很大程度上只是部分华裔的基础生活语言，类似英伦水硕的散装英语水平，涉及到深入的话题就要切换语言沟通写作了。
1970 年代起，新加坡推动全国教育体系统一，不再保留独立的华文大学建制。政府通过改制、削减经费、限制招生等手段，逐步施压南洋大学转型。
某种程度上，英语不仅成为了散装印度的公约数，也成为了散装新加坡的公约数。如果目前这种语言文化剧烈的重组过程一路狂飙下去，汉语的效率化通语地位得不到重振，新加坡华人未来或许文化上有机会和东亚从此分开，而与后现代化的南洋印度裔等真正意义上融为一体：毕竟大家都一起共通Singlish乃至零星的对方语言梗、一样有被马来人踢出来的历史，两族一样有极致原子化超绝后现代化的幽默生育率。到时候环球时报哪天夸夸热爱多元文化的戴斗笠蓄八字胡的泰米尔人，与华人朋友一起用英文互相共祝中元佳节，烧纸焚香之类的新闻我也不会见怪。
南洋的华人和印裔文化的交融一直就不少，比如饮茶哥就是印裔锡克人后代
未来新加坡族裔平衡面临的挑战-华裔世界强烈的低生育率背景和城邦之间的“抢人大战”
新加坡本质是个城市，自身生育率完全无法满足这个黑窟窿的消耗速度，因此人口的流动是很难完全人为完全控制的，更适合类比的是内地的大都市。
如果新加坡走向了北京的老路，在户籍/入籍/文化方面都对“基本盘”不够友好，而只选择性对精英条件性开放。即便是作为14亿人的一国之都，常住人口和年轻人口依然面临快速下降的现状。
目前华语互联网对新加坡集中涌现的负面评价，是个非常不利的初期信号。但是新加坡社会好像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反而出现了一些教科书级的反向公关。其实翻翻大陆的城市史并不新鲜，什么“投资不过山海关”，“桌饺”，“广州包租公”，“天通苑的床”跟“印家坡”之类的意向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至少在大陆，类似的讽刺性梗的蔓延，也对应着对应地区的口碑快速下降乃至后续的人口吸引力衰退。再进行教条式的公关只会起到加深刻板印象的反作用，毕竟大陆网友可能是全球最善于解构和鬼畜文化的群体之一。
新加坡大量引入各种第三世界国家族裔的外劳，降本增效。这些更能吃苦的少数族裔劳工，本质上通过更充分的竞争拉低了新加坡底层的收入水平并且提升了社会效率，但是对中国劳工造出了强烈的挤压竞争效应。
当中——新两国的实际收入——购买力平价的倍数差距，乃至坡港的金融产业的优势对比，在越过某个临界点后会发生心理博弈，大陆技术人员纷纷不在选择入籍新加坡，劳工不再选择赴新加坡务工，高净值家庭选择香港作为避风港。
也千万不要指望大马华人还能继续填新加坡的坑，大马华人的祖群的历史即将变成南洋历史，出生人口占比已经远不足马来西亚总出生人口的10%，行将消亡融合：出生数据方面，今年第一季度活产婴儿总数为9.48万人，同比下降3.1%。其中，马来人活产婴儿占比达69.5%，华裔活产婴儿占比则降至7.4%。
本质上新加坡是个城市，人口像一二线城市一样，流动有来有去才是常态。在整个华人世界都强烈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新加坡是否做好准备，如何维持自己和腹地的文化纽带与以及突出的经济优势，让自己与一线、新一线城市们在下一轮的“抢人大战”中利于不败之地呢？
毕竟内地城市是输得起的，大不了沉沦下去变为二流货色被嘲讽为“收缩型城市”罢了；而新加坡的人口结构、社会稳定、语言文化乃至新加坡自己不愿宣扬但是心知肚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自己有“无限制供应的华人和资本”的基础上。
西欧的波兰劳工正在回流：2024年约9.5万波兰人离开收入是波兰2.5倍的德国回国，而从波兰迁入德国的约8.4万人，出现约1.1万人的净流入。这也是自2011年欧盟劳动自由流动实施以来的首次逆转。根据德国就业研究所（IAB）的数据，约有30.7%的在德波兰人考虑过离开德国，约4.1%的人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迁移计划。这些人中，68%希望返回波兰，35岁以下人群的这种倾向尤为强烈。
欧洲各国平均全职工作薪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