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拿大研究死亡，是种什么体验？

在加拿大研究死亡，是种什么体验？

还记得那是来加拿大的第二年，一个普通的周二早上。多伦多的天还没全亮，我缩在被窝里刷着手机，突然看到我妈凌晨四点（也就是我这边下午四点）发来的一条微信：“你外婆走了。”

就这么短短五个字，没有表情，没有语音。我瞬间就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外婆，那个总是在视频里笑着问我“钱够不够花”“有没有好好吃饭”的老人，就这么消失了？我甚至没来得及跟她说上一句正式的再见。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行尸走肉。看着朋友圈里家人发的葬礼照片，听着电话那头压抑的哭声，我却隔着一万公里的距离，什么也做不了。那种无力感和疏离感，几乎要把我吞噬。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留学生，我们不仅错过了家人的生日和婚礼，还可能错过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告别。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扎了根：我需要学习如何面对死亡，如何处理悲伤。于是，在选修课列表里看到“Thanat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Death and Dying”（死亡学导论）时，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它。我身边的朋友都惊呆了，一个学会计的跑去研究死亡，是不是疯了？他们劝我，这玩意儿又“不吉利”又找不到工作，还不如多刷几道题。但我知道，这门课是我当时最需要的。

后来我才发现，这个决定，可能是我整个留学生活里，做过的最酷、最正确的一件事。

死亡不是禁忌，是一门正经的“生命科学”

在国内，我们从小被教育要“避讳”死亡。长辈生病了，我们说“会好起来的”；清明节扫墓，气氛总是肃穆而沉重。我们似乎默认，只要不谈论它，死亡就不会来敲门。

但在加拿大的这门课上，死亡被摊开在桌面上，成了一门可以被理性、温和地探讨的学科——Thanatology。这个词源于希腊神话里的死神塔纳托斯（Thanatos），听起来有点唬人，但它研究的范围其实特别广，涵盖了临终关怀、悲伤辅导、死亡的社会文化意义、殡葬伦理等等。它不是让你变得神神叨叨，而是教你用一个更广阔、更人文的视角去看待生命的终点。

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尤其是在西安大略大学附属的国王大学学院（King's University College at Western University），它的死亡学研究在整个北美都赫赫有名。教授上第一节课就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让你们不害怕死亡，而是让你们理解它，从而更勇敢、更清醒地活着。”

课堂上没有阴森恐怖的氛围，反而充满了故事和温度。我们讨论过不同文化里千奇百怪的葬礼仪式，比如墨西哥人会开派对庆祝的“亡灵节”；我们分析过电影《入殓师》里，如何通过仪式给予逝者最后的尊严；我们甚至还小组辩论过“安乐死”在加拿大的合法化进程。根据加拿大卫生部2022年的数据，自从医疗援助死亡（MAiD）合法化以来，已有超过三万名加拿大人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难以忍受的痛苦。课堂上的讨论，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如何死”和“如何活”一样，是一个值得被尊重和讨论的个人选择。

走进安宁病房，我看到了生命最后的温柔

这门课最震撼我的部分，不是理论知识，而是田野调查（Field Study）——去本地的安宁疗护中心（Hospice）做志愿者。

去之前，我把Hospice想象成一个充满消毒水味、气氛压抑的“等死”的地方。可当我推开那扇门时，迎接我的是暖黄色的灯光、空气中飘着的咖啡香，还有志愿者在客厅弹着吉他。这里不像医院，更像一个温暖的家。住在这里的，都是生命只剩下不到六个月的病人。

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陪伴。陪他们聊聊天，读读报纸，或者只是安静地坐着。我遇到的第一个“伙伴”是87岁的艾伦爷爷，一个退役的空军工程师，因为癌症晚期住在这里。他很瘦，说话很慢，但眼睛里总是闪着光。

他会给我讲他年轻时开战斗机的故事，讲他和他去世五十年的妻子是如何一见钟情的。他从不抱怨病痛，反而对我说：“我这一生，去过很多地方，爱过一个人，有一个爱我的女儿，够了。现在我只是有点累，想休息了。”

有一次，我问他，在这里会不会感到害怕。他指了指窗外，一只知更鸟正落在喂鸟器上。“你看，”他说，“每天早上，它都会来。太阳也会升起来。我走了，它们也还会在。世界不会因为我而停止，这挺好的，不是吗？说明我来过，并且参与过一个很棒的系统。”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艾伦爷爷让我明白，临终关怀（Palliative Care）的核心，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减轻痛苦，维护尊严，让生命在最后的旅程里，依然能感受到平静和美好。然而，现实是残酷的。根据加拿大临终关怀协会（CHPCA）的数据，尽管加拿大超过85%的死亡是可以预见的，但只有不到30%的加拿大人能够获得高质量的临终关怀服务。尤其是在一些偏远社区和原住民社区，资源更是稀缺。这意味着，还有太多像艾伦爷爷一样的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无法得到应有的支持。

在Hospice的三个月，我见证了生命的脆弱，但更多的是坚韧和爱。我看到家人们围坐在一起，为病人唱他最喜欢的歌；我看到护士温柔地为病人擦拭身体，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我看到一个5岁的小女孩，在画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太阳，贴在她奶奶的床头。

死亡在这里不是一个冰冷的结果，而是一个被温柔和爱包围的过程。它教会我，告别不一定都要撕心裂肺，也可以是平静地、充满感激地，说一声“谢谢你，再见”。

学习悲伤，是每个留学生的必修课

你有没有觉得，留学生活就像一场漫长的“告别”练习？告别父母，告别朋友，告别熟悉的环境，甚至告别过去的自己。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或多或少积压着一些没有被好好处理的“悲伤”。

这门课有一个重要的单元，叫“Grief and Bereavement”（悲伤与丧亲）。教授告诉我们，悲伤不是一种需要被“克服”的疾病，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它没有标准流程，也没有时间限制。你可能会愤怒，可能会麻木，可能会突然在某个深夜崩溃大哭，这都OK。

我们学习了各种悲伤辅导的理论，但最有用的一个理念，叫做“陪伴者模式”（Companioning Model）。这个理论认为，悲伤辅导员的角色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专家”，去“修复”别人的悲伤，而是一个“同路人”，安静地陪着对方走过这段幽暗的隧道。你不需要给出建议，不需要说“别难过了”，你只需要倾听，并让他们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这个理念简直是为我们这群留学生量身定做的。根据加拿大国际教育局（CBIE）的一项调查，超过40%的国际学生在加拿大感到孤独和孤立。当我们遇到困难，无论是学业压力、感情问题，还是像我一样经历亲人离世，我们常常选择自己硬扛，因为不想让远方的父母担心。

学了这门课后，我和朋友们的相处模式都变了。当朋友失恋了找我哭诉，我不再笨拙地劝她“天涯何处无芳草”，而是给她一个拥抱，说：“我知道这很难受，想哭就哭吧，我陪着你。”当我自己因为想家而情绪低落时，我也会勇敢地告诉朋友：“我今天心情不太好，能跟你聊聊吗？”

我们开始学习如何成为彼此的“陪伴者”。这种守望相助，让我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原来，真正治愈悲伤的，不是时间，而是爱与连接。

当东方“孝道”遇见西方“自主”

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在这门课上，我经常感受到强烈的文化冲击。尤其是在讨论“生命末期决策”（End-of-life Decision Making）时。

在加拿大，个人自主权被看得非常重。成年人有权提前签署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Care Directive），明确说明在自己无法表达意愿时，希望或不希望接受哪些医疗救治，比如是否使用呼吸机、是否进行心肺复苏等。这被认为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表现。

但在我们的文化里，这事儿就复杂多了。“孝”文化根深蒂固，我们觉得，只要父母还有一口气，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否则就是“不孝”。让父母提前决定“放弃治疗”，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大逆不道的。

课堂上，我和一个本地同学有过一次激烈的讨论。他认为，延长没有质量的生命是对病人的一种折磨。我则反驳，对家人来说，哪怕父母只是躺在病床上，只要他们还在，家就在。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谁也没说服谁。

下课后，教授把我叫到一边，她对我说：“你的观点没有错，他的也没有。这背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一个是集体主义，一个是个人主义。没有谁比谁更高级。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理解并尊重彼此的选择。”

她的话让我茅塞顿开。我开始反思，我们所谓的“孝顺”，有多少是真正出于对父母意愿的尊重，又有多少是源于我们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社会的压力？如果我爱我的父母，我是否应该在他们还健康、清醒的时候，就和他们聊一聊这个话题？问问他们，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门课没有给我一个标准答案，但它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学会跳出自己固有的文化框架去思考问题。它让我明白，真正的爱，不是替他们做决定，而是支持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留学，不只是为了卷一个未来

我知道，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学这个专业，到底能干嘛？能进大厂吗？能移民吗？

坦白说，它确实不是一个热门的“高薪”专业。毕业生的去向大多是医院的社工、临终关怀中心的协调员、悲伤辅导顾问、殡葬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进入非营利组织和政府机构，从事相关的政策研究。比如，在加拿大，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3%），对临终关怀和老年服务的需求正在爆炸式增长，这其实也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

但对我来说，这门课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给了我一张通往某个职业的门票，而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我看世界的方式。

它就像给我戴上了一副新的眼镜。当我走在街上，看到步履蹒跚的老人，我不再只看到衰老，而是会想象他们背后那漫长而丰富的人生故事。当我看到新闻里天灾人祸的报道，我不再只是一个旁观者，而是能更深地共情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们所经历的痛苦。当我再面对自己的生活，我开始认真思考：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一年，我会做什么？

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给家人打电话，不再是敷衍的几句问候，而是认真地听他们分享生活的琐碎。我开始学着记录下生活中的小确幸，哪怕只是一顿美味的晚餐，或是一次和朋友的开怀大笑。我不再为那些无法掌控的事情焦虑，而是把精力聚焦于当下我能做的事。

“Memento mori”——这是一个古老的拉丁语谚语，意思是“记住你终将死去”。听起来有点丧，但它其实是最强大的生命激励。正是因为生命有限，我们才要更热烈、更真诚、更勇敢地去爱，去体验，去创造。

如果你也厌倦了在CS和商科的内卷中迷失自己，如果你也想在留学生活中，寻找一些更触及灵魂的东西，那不妨去你们学校的选课系统里搜一搜，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课程。可能只是一个学分的选修课，但它带给你的震撼和成长，可能会让你受益终生。

毕竟，留学一场，我们不只是为了拿一个学位，更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完整、更懂得如何去爱的人，不是吗？